案情简介:

原告:深圳市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被告:王某

原告起诉被告称:2007年3某20日和同年5月7日,原告分别两次接受被告委托,为被告安排航班将货物从香港发运至A国的B城市和C国的D城市,运费分别为X元和X元,因原告发现在其回传的两张对帐单上所加盖的印章不一致,故要被告传真营业执照。被告的营业执照上记载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字号为“广州市越秀区A贸易商行”,注册地址与发货人地址一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代垫付的运费无果,起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其代垫付的运费。法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07)越法民二初字第3581号。

 

吴小庆律师团队办案思路:

接受本案被告的委托后,吴小庆律师团队经过仔细分析案情,发现原告的提交的从香港发运至A国的B城市和C国的D城市的提单都没有任何单位的公章,原告提交的三张对帐单上面也没有经过被告确认的字迹或者印章,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也只是传真件。吴小庆律师团队明确地告诉王某,在没有其他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告应该败诉。在法庭审理中,吴小庆律师团队主办律师发表以下观点:

一、传真件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依据

传真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扫描装置读取原稿上的影像点并转换为数字形式,再压缩调制为声频类信号由电信交换网传到接受端,然后解调码扩展为现象。因此“传真”和“复印”一样,所得到的书证表面的光学扫描结果,而且,传真机还兼具复印功能,使用传真机自带的复印功能,通过设定传真号码及时间可以任意制作传真件,而得出的复印件却仍然是传真机传真出来的那种效果,使人们无法辨认该书证到底是远程传真得到的还是利用本地传真机复印得到的。

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全部都是复制件,造假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复制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复制件没有形成一条有效的证据锁链,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

1、我国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以传真形式订立合同,但这并不能由此推定出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力。合同法也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在诉讼中,一方必须要提供证据证明口头合同的存在及口头合同的真实性,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责任。传真件也一样,一方除了提供传真件外,还必须要证明传真件的真实性,只要提供其他足够的证据证明传真件是真实的,并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锁链后,该传真件才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而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所有复制件都没有显示发件方和收件方的传真号码,也没有显示出传真时间,无法证明是被告传真给原告的。而且,从原告提供的没有任何人签名,也没有任何单位盖章的提单复制件所反映的发行承运代理人、制单人都不是原告,无法证明该提单与原告有什么关联。

退一步说,原告提供提单能够证明该提单与原告有某种关联,从原告提供的复制件内容上所反映的是某国际快递服务广州有限公司、某国际贸易商行与原告发生的业务往来,并不能证明与被告有任何的关联。

3、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制件并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有过经济往来,更不能以此来认定被告就是某国际快递服务广州有限公司、某国际贸易商行。营业执照复制件很容易通过伪造后复印,再用复印件传真做出来。被告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营业执照就悬挂在营业场所,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机或者相机轻易获得其复制件,而且被告在与其他客户生意往来中也有传真过营业执照,在营销活动中,被告也会将营业执照复印件张贴于外。另外,通过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被告注册的档案资料也能打印出被告的营业执照。所以,要做出一份被告营业执照复制件非常容易。如果以原告拥有一份被告的营业执照的复制件就断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某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只要拥有某人的身份证传真件,再伪造几张借条传真件,就可以向任何人主张债权了?

4、在法庭调查中,原告自认原告提供的提单复制件上注明的某国际快递服务广州有限公司的地址是原告所填写的。如果以原告提供的复制件上注明的地址与被告经营地址一致就断定某国际快递服务广州有限公司就是被告的话,那么,如果原告当时填写的地址是中南海,那是不是就要将这笔帐算到国务院头上了呢?

总之,原告提供的复制件就是间接证据,而且没有形成一条有效的证据锁链,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

三、原告提供的复制件内容不符合常理,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

按照商业惯例,双方应当在运输货物的品种、重量、运费等达成一致后,承运人才予以运输。

但是,从原告提供的A号提单与5月6日的对账单来看,原告却是先运输,再来就运输的重量、运费等重要事实来对账,这显然不符合常理。B号提单的发货人是某国际快递服务广州有限公司,而原告提供的5月7日的对账单上所显示的发货人是某国际贸易商行,原告应该在5月7日就应该发现其提供的两张对账单的盖章与提单上发货人的名称完全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应该拒绝运输,但是原告却还是将之运输,这也不符合常理。

在商业交易中,交易双方都要慎重查明对方的资信情况,在发现对方有资信上的问题时,都应及时采取措施。由于原告没有查清对方的资信情况,在发现对方有资信上的问题时,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而导致找不到对方,追不回运费的局面。现在却要被告来当冤大头,这显然十分不公平。

 

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代办托运合同关系,提交了对账单三张,航运提单两张以及被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但是原告提交的三张对账单及广州市越秀区A国际贸易商行的营业执照均为复印件,而且对账单上印章的单位名称均非广州市越秀区A国际贸易商行,被告对印章属广州市越秀区A贸易商行使用也不予确认。同时上述证据复印件上也没有传真来源号码,不足以证明是被告向其发出传真明确经营资格并对记账单上记载的内容进行确认。而原告提交的两张航运提单,虽然两提单上记载的发货人地址与被告的经营地址一致,但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提单上发货人名称和地址是由其向航空公司提供的,且提单也不足以证明原告代发运的货物属于被告所有,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为被告代办托运并垫付运费的陈述不予采信,依法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运费X元以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合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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